王海光:中国当代史的学科建设与研究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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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04

经卷卷首刻有佛像一方,像前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纪”等文字。这“乙亥”年为宋太祖开宝八年,公元975年,“西关砖塔”则即雷峰塔,又名皇妃塔(黄妃塔)。经卷刻印的是佛教重要经典《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简称《宝箧印经》),书写诵读此经,或纳入塔中礼拜,被认为能够消除罪障,长寿延年,功德无量。这是一部刻经完整的初印本。

  1994年6月,他从报纸上看到海口和友海鲜馆老总符和友进行爱心捐助的消息后,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符先生写了一封求助信。让王团没想到的是,没多久符先生就派了一名副总来家里考察,又专门联系了广州的朋友空运轮椅过来,然后全家到王团家中看望。当时,符先生拿了2000元给他,还另外拿了600元让他作为读书看报费用,让他不出门也能了解到这个世界。随后的13年,王团都会收到一张符和友寄来的汇款单,每月100元,13年来从未间断。王团说,这笔钱虽然不多,但对于他们这种贫困家庭来说,却是十分珍贵的,这些钱帮助他度过了人生中最困难的一段时期,让他对自己未来的生活也有了信心。

  妯娌之间暗地里有君子协议,约法三章,谁如有稍不孝不敬的言行,便取消她的赡养老人的一切义务和权力。细心的媳妇说,“能把老人每一天、每一件小事都做好了,就是尽了最大的孝心。

  江西的目标是要用3年时间从根本上解决严重影响生态环境的突出问题,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贡献“江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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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人问我,你们怎么做中国当代史?“百年之内无信史”,你们做的是不是史家的路子?认为只有在历史发生很久以后才去做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这实际上是个错误观念。

中国传统的史学著作,最经典的就是二十四史了。 二十四史中写得最好是的前四史,可以说基本都是当代人写当代史。 著名的史学大家,都不回避当代史,而且还鼓励搞当代史。

司马迁写《史记》,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观,就是强调要把历史通到当代,落脚到当代,否则就会看不清历史的变迁轨迹。   中国当代史研究这几年发展很快,正进入方兴未艾的境地,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领域。 民间研究队伍发展很快,学术影响力不断扩大。

但是,中国当代史起步比较晚,是历史学的一个幼稚学科,要完善自己的学科建设,这是一个筚路蓝缕的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在我们做中国当代史的学者,大概一半是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走出来的,一半是从传统历史学直接走过来的。 但不管是出身如何,搞党史的也好,搞革命史的也好,搞古代史的也好,转搞中国当代史研究都是新领域,首先遇到的就是史观的更新和方法论构建的问题。

  我一直从事的是中共党史的研究,从时段上说也是属于中国当代史这一块,原来认为无非是一个研究方向的转换,但真正研究起来才感到两者差别还是很大的。

史观、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立场、叙述语言,都得有一个转变。

而最根本的转变,就是向历史的实证研究的转变。 大家都知道,中共党史虽然说是“史”,但在学科上属于政治学,拿的是法学学位。

这是由于中共党史学科政史合一的双重性。 过去的传统党史纯粹是宣教之学,属于公共政治课体系。

在改革开放以后,出于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政治需要,党史界开始做了一些实证研究,澄清了一些过去党史上的重大问题。

但是,党史研究只是政治史的一部分,研究领域相对较窄,且有很强的政治性,学术限制很多。 官方党史有着明确的“资政”立场,历史为现实服务,而且近年来越来越有为现实政策做注释的功利主义趋向,议论文章多而实证文章少,学术影响力反不如20世纪80年代。

  一般来讲,做党史研究基本都是做政策梳理,着重于政策的决策过程,是粗线条的研究。 研究者很难看到原始档案,结论往往是不证自明的。

而做当代史研究,则是要全方位地反映这段历史,综合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军事史等方面,研究取向更关注于社会底层的生活,更强调政策的贯彻和实施效果,围绕事件进行实证研究,这个转换,就需要学者们把研究视野下沉,运用实证方法研究历史。 研究视野一往下沉,史料是不成问题的,历史的丰富性也就显现出来了。 同样的一个中央政策,各地贯彻执行的效果是很不同的。 在甲地是一个样子,在乙地会是另一个样子。

例如都是执行“大跃进”的政策,地理气候条件也都差不多,为什么这个地方死人多,那个地方就死人少?这就是问题。

  从革命史转过来的也有类似的问题。 研究1949年以前的历史,史源条件是多元化的。

有中共方面的,有国民党方面的,有第三方的,还有国际上的,信息的公开性强,史料的参照系比较完整。 而1949年以后的历史,史源条件是一元化的,信息的公开性差,舆论千篇一律,史料的参照系很不完整。

而且随着社会控制的强化,虚假信息增多,信息的兑水量增大。 例如新华社编的《内部参考》,在反右派运动以后,反映负面问题的信息大减,正面报道的信息大增,几乎与公开报纸无异。

由于这个时代的信息特殊性,加之特定的意识形态表达方式,需要有不同于过去的解读史料的专门知识。